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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万华：全球视野中的院校国际化理论构建
高教研究中心 发布日期：[2018-07-03]
摘要：近年来，国际化逐渐成为高校建设一流大学的重要途径。院校为什么要国际化，如何进行战略设计，怎么样选择实施策略和发展路径，如何评估实施成效，这些既是院校国际化操作过程中的不同环节，也是学术界关注的不同方面。研究发现,院校国际化的动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学术等方面，且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和院校类型之间均存在差异。院校国际化战略的选择不仅受到院校内部因素的影响，还与外部制度环境密不可分。院校国际化策略包括项目和组织两种类型，对应的是不同类型的国际化活动。由于动因、战略和策略的不同组合，院校国际化发展呈现出多种发展路径。院校国际化实施成效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其评估集中在类型、内容、指标体系建设等方面。因此，院校国际化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并具有工具理性、功能依附和系统整合等特征。
关键词：院校国际化；国际化理论；工具理性；功能依附；系统整合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国际高等教育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化不仅促进了国际商业往来和国际贸易的扩大，也促进了人员的交往和国家间的技术合作。作为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载体，高等教育毫无疑问深深地卷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20世纪80年代，大批学者和学生走出国门，学习西方的思想理念和先进的科学知识；20世纪90年代,欧洲高等教育的一体化加速了欧盟内部学者和学生的自由流动；21世纪以来，东盟高等教育区的建立和世界大学排名的出现，加快了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步伐。目前发达国家高校大量招收国际学生，获取了大量的办学经费，解决了金融危机造成的经费短缺问题，同时也为其人才发展战略提供了基础。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研究型大学就结合国家人才战略，有目标地招收在欧洲饱受二战苦难的学者和科学家到美国从事科学研究，以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为代表的大批欧洲科学家们涌入美国，为欧洲知识中心转移到美国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美国研究型大学充分利用其国际声誉，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国际合作研究中心，以此引导国际学术研究的发展方向。欧盟也在一体化进程中建立国际合作项目，提高自身的国际声誉。在论及现代大学的功能时，学者们已经把国际化纳为大学建设的第四功能。
在全球视野中，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等）和区域组织（欧盟、经合组织等）对院校国际化的推动作用，也可以看到各国政府为了实现国家发展目标而通过政策手段推动院校国际化，还可以看到高等教育专业机构和高等院校本身对国际化的诉求。简·奈特（Jane Knight）也注意到国家或部门层面通过政策和资金等对高等教育的国际维度产生影响，但国际化的真正过程往往发生在院校层面。因此，院校国际化可以被界定为高校迫于外界压力的被动回应，或者被界定为高校旨在提升办学实力而主动选择的战略性行动。不可否认的是，在世界范围内，院校国际化已经成为国际高等教育发展的趋势，并引起了学术界和实践者的广泛关注。近20年来，关于院校国际化的学术研究急剧涌现，涉及的主题也十分广泛，国内外学者尝试从过程、要素或概念等不同维度对院校国际化进行分析和总结。文章通过文献梳理和前期对院校国际化实践的考察发现，动因分析，战略制定，策略、路径的选择和质量评估等既是院校国际化操作过程中的不同环节，也是学术界关注的不同方面。对于作为高等教育主体的高等院校为什么要进行国际化，如何进行战略设计，怎么样选择实施策略和发展路径，如何评估实施成效，每位学者都从不同的视角对其中某一方面进行论述。文章基于这些研究发现，院校国际化已经初步形成了自身的理论体系，虽然这一体系还不完整。
一、 院校国际化动因
院校为什么要国际化？何种力量推动了院校国际化的发展？对此国内外学者都进行了相关的讨论。研究者们首先关注的是院校国际化的动因。比如，简·奈特认为动因是指一个国家、高等教育部门或院校对国际化进行投资的驱动力，反映在政策制定、项目开发和项目实施等各个层面，支配着人们期待国际化努力带来的效益或成效。在政治层面上，各国政府都会以政策手段通过高等教育实现国家的发展战略。在我国，招收国际学生，加强他们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的了解，使他们能够做到“知华、友华”是院校国际化的政治使命。因此，院校国际化被赋予了政治含义。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学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于是大量招收自费留学生以缓解办学经费短缺问题。很明显，院校国际化也具有经济动因。德·温特（Hans De Wit）进一步将院校国际化动因划分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学术4种类型。其中，政治动因涉及国家的国际地位，包括国家安全、和平稳定发展和意识形态影响；经济动因涉及直接经济收益（如针对留学生的收入）和间接经济收益（如留学生作为贸易往来的纽带）；文化/社会动因涉及国家文化和语言的国际传播；学术动因涉及高等教育的目标和功能。从这4个动因中，我们可以看到院校国际化肩负国家和院校发展的双重使命。院校国际化可以从国家层面和院校层面进行分析。在国家层面上，院校国际化会促进国家的人力资源发展、国家间的战略联盟形成，加强国际商业贸易往来，增强国家实力，促进社会与文化发展，增进相互理解；政府推动的院校国际化则更多关注其政治、文化和经济等因素。在院校层面上，国际化可以提高大学的国际形象与声誉、提高办学质量、促进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发展、加强知识生产能力等。
院校国际化的动因随着时代的变化、国家政策导向和院校自身的发展而发生变化。不难发现，与传统大学功能相比较，现代大学的育人功能虽然没有变，但是育人的标准却不同了。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中，扩大学生的国际化视野和提高学生外语运用能力是现代大学必须重视的。另外，现代大学中从事的科学研究要服务于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要为国家的软实力建设出力，这也是传统大学不具备的使命。从这一角度出发，院校国际化的动因反映在学术层面上就是通过国际合作创新知识，推动科学发展，推动教学质量的提高，为社会培养急需的人才。正如莎杜娃（Gunsyma Shaydorova）所指出的，俄罗斯院校国际化的动机在1990年前后均以提升国际学术标准为主，但是目前院校国际化更为追求国际声誉和国际地位，其次才是提升国际学术标准和科研及知识生产。而奥尔森（Jennifer Rebecca Olson）以国际学生流动为例，分析了德国大学以往开展的国际学生流动以学术交流为目的，但是目前德国院校国际化的动因已经从建立国际合作伙伴、提升学术质量转变为参与国际竞争、促进经济增长。德国大学过去10年间发生这样的转变与全球化的环境、国家的政策趋向和院校的战略取向密不可分。
不同类型的院校，其国际化的动因也有所不同，马万华曾以跨境高等教育为例，比较全球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国际化动机差异。教学型大学向全球拓展的其中一个原因是为了顺应全球化需要而培养技术型人才。而全球性研究型大学的全球拓展主要关注科学研究、知识生产和学生领导力的培养。在教育市场化的大潮中，英国许多高校特别是一些非顶尖高校招收国际学生的主要目的是创收，他们将国际教育作为一种商品。但是，顶尖高校（如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招收国际学生是为了吸引优秀国际生源，提高院校的国际声誉和国际影响力。日本高校大力招收国际留学生则不仅仅考虑创收，在院校层面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该国学生生源匮乏的困局；在国家层面上，是为了解决因日本老龄化而产生的人力资源短缺的问题。对于高等院校而言，不同的国际化动因预示着不同的行为取向。因此，国际化动因对于院校国际化行为和实际具有较强的指示作用。
二、 院校国际化发展战略
制定科学高效的国际化战略对大学应对全球化的挑战，推进现代大学制度改革，提高自身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蒋凯等认为在国际化背景下，院校对国际化的战略规划与战略管理不仅关系到大学的生存，更关系到大学的发展。院校可以通过制定国际化战略规划明确国际化发展方向，增强适应复杂国际环境的能力。目前国内的一些院校由于缺乏战略规划，其国际化行为过多受控于国际市场，使得国际化过于被动，没有自主控制能力，因而出现碎片化现象。在这里，柴尔德里斯（Lisa K. Childress）提出院校国际化战略为高校提供了国际化路线图，设立了在组织内认可的渠道，提供了解释国际化意义和目标的机制，同时其也是多学科协作的媒介和资金筹措的工具。目前对于院校国际化战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影响因素分析和战略类型分析等方面。
学术界普遍认为院校国际化战略的选择不仅受到院校内部因素的影响，还与外部制度环境密不可分。其中，内部因素多与院校有关，外部因素多是指脱离于院校的环境因素，但在具体界定其内涵时不同学者之间存在差异。如约翰·戴维斯（John Davles）认为影响院校国际化战略的内部因素包括院校的使命、办学定位、历史传统、组织领导机构和院校国际化的投入等。周密等认为院校内部因素主要指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项基本职能。韩双淼和钟周则认为战略的制定需要考虑教学、科研和服务等内部因素。与约翰·戴维斯认为外部环境包括国家对院校国际化的政策、院校对国际市场发展趋势的把握、院校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等方面有所不同，周密认为高等院校所处的外部环境除了国际环境和国家环境外，还包括地理层面的区域环境。柯文进提出在对外部环境分析的过程中，院校国际化战略的制定还应该注意高校之间激励竞争的影响，即高校组织所处场域的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院校而言，学校建设应该立足于自身特色和传统，将自身的发展与国家的战略紧密结合。
近年来，国内高校对国际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高校纷纷将其纳入学校发展的整体规划，一些院校还制定国际化发展专项规划。比如，房东波和程显英借鉴柴尔德里斯院校国际化战略类型的分类方式，深入分析中国10所院校的国际化发展情况。其中3所高校明确提出实施国际化战略，7所高校把国际合作与交流作为实现学校总体发展目标的必由之路，这与柴尔德里斯对美国高校的调查结果基本吻合。北京大学在2001年制定的《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规划》中强调要“加强对外合作与交流，建设开放性大学”。鉴于新形势下大学国际竞争的严峻态势，2006年北京大学召开国际交流与合作战略研讨会，并制定了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发展专项计划《北京大学全球战略：全球化背景下的研究与教育（2006—2010）》。中国高校在2010年之后普遍将国际化作为学校层面规划的一部分并推进到制定国际化专项规划，显示出国际化对于学校发展的重要性日益显著。
三、 院校国际化策略选择
院校国际化发展策略是指将国际化维度整合进院校的使命、愿景、职能的项目、活动及方法的集合，是推动国际化战略的途径和方式。院校国际化策略是执行战略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服从于战略规划的整体布局。“策略”一词本身就暗含着计划性和整合性的意蕴。院校国际化策略包括的内容繁杂，既包括国际合作和发展项目、国际院校间的协议和网络、课程和研究的国际性/跨文化方面；也体现在院校国际化的各项活动中，其中包括教师的学术交流、国际学生的招生活动、学生交流项目和海外学习、联合学位/双学位项目、结对子伙伴关系、境外分校等。对于院校而言，国际化策略主要包括院校层面的项目和组织两种类型。其中，项目策略体现在学术项目、研究与学者合作、国内与跨境等外部关系、课外活动等方面。组织策略主要体现在管理、运行、服务和人力资源的配备等方面。以运行为例，国际合作与交流办公室及其职务的设置是院校开展国际化活动的关键影响因素，表明了高校对参与国际事务的承诺。
无论院校国际化采取何种策略，其对应的均是不同类型的国际化活动和实践。陈德云分析美国部分院校的国际化策略及活动，其中有以学生流动作为国际化出发点的高校，有将重点放在通识教育课程国际化的高校，有重视研究生教育及科学研究的高校，有将在其他国家建分校作为国际化重要策略的高校，还有积极推动全球伙伴关系建设的高校。在一项针对北京市属院校推动国际化战略的调查中，课题组发现相对于市属本科院校，市属高职高专院校更倾向于推动课程改革与创新。尽管各种类型的国际化实践活动普遍存在于各类院校中，但是不同院校各有侧重点。如课程国际化是将国际维度整合到课程之中，温德(Marijk van der Wende)结合荷兰院校国际化的经验，发现课程国际化有将国际主题纳入课程、用国际比较的方式拓展传统学科课程、在跨学科项目中涵盖更多国家3种形式。关于招收留学生，亚当斯（Tony Adams）等发现美国高校和澳大利亚高校设立国际化办公室的差异：美国高校是为了支持传统学生和学术交流项目，而澳大利亚高校的首要目的是推动国际学生的招生，有强烈的市场趋向。关于建立国际合作与交流网络，马万华和李岩松等通过对世界大学联盟和首都院校国际化的研究提出，大学国际联盟日益成为各个大学之间加强交流、互相借鉴、增进合作的新平台。在新的形势下，传统意义上的双边交流难以满足院校发展的需要。为了全面深化在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多边交流与合作，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寻求与国际间的大学合作，因而出现了许多带有全球性质的国际大学联盟，如太平洋大学联盟（1997年成立）、世界大学联盟（2000年成立）、研究型大学国际联盟（2006年成立）等。可见，在开展国际化活动过程中，院校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通过可资利用的资源和途径实现不同的国际化目的。
四、 院校国际化发展路径
在院校国际化过程中，人们很难找到一个公认的概念和统一的路径。这是因为，院校国际化活动的开展往往会根据自身不同的办学定位和发展目标而采取不同的路径。在理论研究中，英国学者鲁兹克（Romuald E. J. Rudzki）对英国部分商学院开展了实证研究，提出了院校国际化发展路径的被动模型和主动模型。鲁兹克认为院校国际化发展路径的被动模型和主动模型都可以分为5个阶段：被动模型包括联络、正规化、核心控制、冲突、成熟或消退等；主动模型包括分析、选择、实施、评估、调整目标/规划/政策等。当然，院校国际化活动的被动和主动模式之间并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另外，在同一模式内，院校国际化各个阶段可能会循环往复，每一阶段的活动并不是孤立静止的。当然上述模型是通过研究商学院的案例建立起来的，可能有一定的学科局限性。而荷兰学者范戴克（Hans van Dijk）和梅杰（Kees Meijer）在对荷兰高等教育国际化调查的基础上，设计了一个分析院校国际化活动的理论模型。该模型由3个维度组成：政策维度，指国际化目标对高校而言的重要程度，具体用中心的和边缘的进行标示；支持维度，指院校对国际化活动的支持程度，具体用单向的和交互的进行标示；实施维度，指国际化活动的实施方法，具体用特定的和系统的进行标示。院校国际化立方体共包括8个区域，区域意味着其院校国际化发展的阶段。院校处于国际化立方体区域1，说明其国际化发展处于起始阶段，国际化目标对于院校而言居于边缘位置，院校对国际化的支持较弱，国际化活动也局限在个别领域。院校处于国际化立方体区域8，则说明院校对国际化非常重视，对国际化活动的支持是全方位的，国际化活动的开展是系统的、有序推进的。范戴克和梅杰在提出院校国际化立方体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院校国际化发展3种路径： 第一种路径为1—2—6—8，这类大学国际化活动开展较为有序，被称为“慢跑型大学”；第二条路径为1—5—6—8，这类大学表现出强烈的国际化意愿，较早地确立了国际化目标的中心位置，被称为“领跑型大学”；第三条路径为1—5—7—8，这类大学在开展国际化活动中表现出很强的创新性，被称为“创业型大学”。
上述两个理论框架为院校国际化发展提供了可以参考的路径选择。但是这两个路径仍不完善，其中有学者就指出这两个理论框架都忽略了学生群体在院校国际化过程中应有的位置和作用，院校国际化发展路径的控制主体主要是学校层面的管理人员，国际化似乎与教师和学生无关。这一质疑对院校国际化的目标、任务和对象都提出了挑战。
五、 院校国际化评估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院校国际化在动因、战略和策略上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其路径的选择也是不同的。如何衡量国际化的质量并对院校国际化成效进行科学评价，无论对院校的管理者、政策制定者还是国际化的参与者来说都十分重要。因此，近年来出现了许多关于院校国际化评估的讨论。相关研究集中在评估类型、评估内容、评估指标体系建设等方面。按照目的不同，“评估”在英语中可以分为Review/Audit，Evaluation/Assessment和Accreditation 3个种类。Review/Audit的结果一般为描述性，其主要目的在于立足院校所自定的目标。这种界定与简·奈特对“评估”的认识接近。简·奈特认为，“评估”指监控和评价个体行为的价值和成效，即开展的活动和服务质量是否有效地符合事先设定的标准和预期。根据经合组织给出的定义，Evaluation/Assessment通常是指评价的第三方对国际化的主体进行“好”与“差”的评判，其结果一般为量化的分值（包括通过和不通过），加权量化的评价方式和结果也直接导致相应的大学排名的出现。而Accreditation则是对于某一组织是否符合一定资质的评价。
近年来，为了有效配合评估工作，相关组织开展了对院校国际化评估过程和指标体系的探索。1999年，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结了一系列评价院校国际化战略的工具和原则，建立了国际化质量评审程序（International Quality Review Process，IQRP）。其中院校国际化评估指标体系包括学校概况、国际化政策与战略、组织与支持体系、学术项目和学生、科研和教师国际合作、人力资源管理、国际合作网络建设和社会服务等方面内容。2003年，美国教育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n Education,ACE）设计了美国大学国际化质量评估体系——ACE评估过程（ACE Review Process），并进行了系列调查，总结了美国院校国际化的发展情况。ACE将国际化划分为6个维度，包括明确的任务表述、学术专业提供、组织架构、外部资金资助、大学对教师的投入、国际学生和学生项目。2000年之后，日本政府推动相关组织和高校制定国际化指标体系，其中主要包括大学评价与学位授予机构于2002年实施的“国际合作与交流评价指标”和文部省协同日本学术振兴与科学技术国际交流中心于2005年共同推动的“大学国际战略本部强化事业评价指标”。大阪大学于2004—2005年构建了“大学国际化评价指标”，指标主要包括大学的宗旨、目标和规划、结构与人员、预算和执行、科研国际化、支持体系、信息服务和基础设施、多层面的国际联络、课程国际化及大学之间的联合项目等方面。2006年，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心（The Centre for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CHE）召集4个德国高校国际交流与合作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开发了德国大学国际性与国际化测评指标项目，其最终目的是建立一系列可以作为全国高等教育机构排名的全面指标体系。CHE大学国际性与国际化排名指标体系分为整体情况、学术研究和教学三大板块，共确定了186项数据和指标，其中69项是整体性指标，45项是关于学术研究方面的指标，72项是关于教学方面的指标。该指标体系由于分类方法过于复杂，且在不同维度上许多指标相互交叉，有的指标被重复统计，因此很难得以推广。
自1998年以来，我国政府开始推动部分高校争创世界一流大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代表的我国研究型大学先后制定了国际化发展战略，以期缩小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差距。我国学者在院校国际化指标建设和评估方面也进行了相关探索。2007—2008年，中山大学教育学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组，构建了中国大学国际化指标体系，其中包括战略规划与组织机构、人员构成与交流、教学与科学研究相关条件与设施、成果交流等5个一级指标。2009—2011年，北京师范大学洪成文教授领衔的“高等学校国际交流与合作管理标准和质量体系建设”课题组提出了院校国际化质量标准框架。该质量标准框架的7个一级指标包括办学理念和发展战略、教师国际化、学生国际化、课程国际化、科研国际化、条件保障和特色项目等。2012—2013年，北京大学马万华教授领衔的“首都高校国际化评价指标体系的建构研究”课题组为首都高校国际化发展与评估构建了指标体系。其中，一级指标为战略、组织与资金，人员构成与交流，课程与教学，科学研究，保障与服务，国际沟通与交流网络等。需要指出的是，该指标体系对各层次、类别的高校国际化评估都具有一定的适用性，但是在具体运用时高校可结合自身的定位和实际情况，在不同指标方面进行一定的取舍或者设置不同的权重。
作者简介：: 马万华，教授、博导，北京大学国际高等教育研究中心主任，从事高等教育国际化、国际高等教育治理和高等教育全球化研究。 张优良，助理研究员，从事高等教育国际化和高校组织制度变革研究。
文章来源：马万华,张优良. 全球视野中的院校国际化理论构建[J]. 高校教育管理, 2018, 12(4): 1-9. 原文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