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有三个基本方面，这就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新形势下，我们要坚持和运用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继续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三者是统一的，同时，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这三个基本方面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既是政治立场，又是政治观点；既是政治智慧，又是领导艺术。毛泽东出神入化的领导权变艺术离不开实事求是的思想浸润，炉火纯青的领导激励艺术离不开群众路线的明确指引，而勇于担当的领导变革艺术更离不开独立自主的精神支撑。 一、实事求是与领导权变艺术 毛泽东最大的政治智慧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国情相结合，走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精髓就是实事求是，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坚持实事求是，一方面要反对教条主义，不能从本本出发；另一方要反对主观主义，不能从个人经验出发。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共同特点是没有从客观出发，没有从实际出发。从陈独秀到瞿秋白，从李立山到王明、博古，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大多是迷信书本，迷信苏联经验，这是早期革命失败的主要根源。他们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他国经验神圣化，照搬照抄，用之来指导中国革命，而不顾中国国情和革命阶段的具体实际。王明教条主义在党内占据领导地位达4年之久，使党的白区组织几乎丧失了100%，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直接导致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不得不开始了战略性的大转移，即长征。直至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终于结束了王明教条主义在中央的领导地位。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首次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毛泽东把《汉书》中的“修学好德，实事求是”赋予崭新的现实意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还把实事求是形象地比喻为“有的放矢”。他要求我们要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矢”去射中国革命斗争的“的”。1945年党的七大不仅确立了毛泽东思想为我党指导思想，而且确立了实事求是为我党的思想路线。 毛泽东认为，要做到实事求是就要做到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个别到一般，领导者要善于选择若干典型，包括先进的、中间的和落后的，对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从许多个别事物中抽象出一般规律，形成指导实际工作的政策。领导者只有从具体事物中取得实际经验，才能上升为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抽象认识，进而对其他个别事物进行有效的指导。“任何领导人员，凡不从下级个别单位的个别人员、个别事件取得具体经验者，必不能向一切单位作普遍的指导。” 第二阶段是从一般到个别，领导者必须根据政策的精神，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对个别地区的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做典型实验，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检验和完善原来的政策，再进一步推广。任何工作任务如果只限于一般号召，而领导者没有具体地直接地从若干组织将所号召的工作深入实施，突破一点，取得经验，然后利用这种经验去指导其它单位，就无法考验自己提出的一般号召是否正确，也无法充实一般号召的内容，就有使一般号召归于落空的危险。领导者必须把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许多同志，满足于工作任务的一般号召，不注重和不善于在作了一般号召之后，紧紧地接着从事于个别的具体的指导，因而使自己的号召停止在嘴上、纸上或会议上，而变为官僚主义的领导”。 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在领导工作中就形成了他出神入化的领导权变艺术。权变不是权术，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把实事求是的原则性和实际情况的变动性有机结合起来。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之所以能无往而不胜，关键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因时而变，因势而变；而且因事而变，因人而变。毛泽东历来反对不顾实际情况的“硬打”，而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既会“打仗”又会“打圈”；既要大踏步前进，也要大踏步后退，调动敌人，迂回穿插，机动作战，在运动中消灭敌人。领导权变艺术不仅体现在应变方面，而且还要主动求变。被动中寻求主动，防御中寻求进攻，不利中寻求有利，困难时寻求光明。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步步紧逼，企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蒋介石处处妥协，屈辱求和；相反，对主张抗日的中国共产党却步步紧逼、百般刁难。因此，1935年12月25日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做出了反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决议。会后，为扩大抗日根据地，实现对日作战，红军在1936年2月17日发布了《东征宣言》，东渡黄河，准备与日军直接作战。同时，中共也加强了对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的领导。“反蒋”即在军事上打退国民党的武装进攻，在政治上揭露蒋介石卖国内战政策的反动实质，分化国民党营垒，争取国民党内的左派、中间派和地方实力派转向抗日。可见，“反蒋抗日”政策是中共团结了除国民党以外的各个阶级、阶层，对推动抗日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时移势变。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通电指出：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通电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已由“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开始向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转变。只是蒋介石接受联共抗日的开始，要使他彻底从“剿共”内战转变到和中共联合抗日，还需要排除各种障碍与阻力。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尽快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我党采取了“联蒋抗日”的新政策。 从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的召开到1937年9月23日蒋介石庐山谈话的发表，我党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先后经历了反蒋抗日、逼蒋抗日、联蒋抗日的主动权变。“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中共对蒋政策的这一系列变化是由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以及蒋介石对待革命的立场和态度的变化所决定的。在每一政策的调整过程中，我党都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从抗日大局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坚持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巧妙结合，最终迫使蒋介石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 二、群众路线与领导激励艺术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党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能否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是毛泽东倡导的最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说，“只有领导骨干的积极性，而无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便将成为少数人的空忙。但如果只有广大群众的积极性，而无有力的领导骨干去恰当地组织群众的积极性，则群众积极性既不可能持久，也不可能走向正确的方向和提到高级的程度。”整个领导活动的开展和完成，需要领导骨干和普通群众的双方的共同努力，只有双方在积极性推动下的行为才可以真正实施领导活动并进而实现领导效能。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关键是领导者要积极并善于与群众相结合。领导者在领导与群众这对矛盾关系中是主要方面，占据主动地位，领导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状况直接关系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效果。做到领导与群众相结合，首先需要领导者在领导与群众的关系中发挥积极主动的作用。领导者在领导活动中所起的是启发并激励群众的作用，启发群众让其有想法，激励群众使其有办法。 毛泽东“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体现在领导工作中主要是在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两个方面同时下功夫、做文章，从而形成了他炉火纯青的领导激励艺术。“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提出最吸引群众的口号是毛泽东激励艺术的突出特点。学会号召群众既要了解群众最迫切需求，更要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最吸引群众的口号。提出最吸引群众口号实质上是指在对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的时候，一方面提出的政治口号要与群众最迫切需求相结合，口号要充分满足群众的利益；另一方面要与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素质相结合，口号要简单明了容易为群众所接受。因此，提出最吸引群众口号意味着要采取“群众化”的方式去号召群众。 毛泽东曾指出，谁赢得农民，谁就赢得中国；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改革在发动群众中作用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逐渐深化和动态调整的过程，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和革命任务的变化不断调整着土地改革的主要内容。通过土地改革政策的变革，使农民获得土地，中国共产党由此获得了农民的广泛支持和拥护，更是在广大农村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土地改革成为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 不仅给农民群众利益，而且给农民群众权利。毛泽东主张把革命性坚定的农民群众吸收到党和政府内，甚至让他们担任革命的领导工作，以此激发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只有依靠和信任农民群众，才能把他们真正激励起来。只有把激励和引导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毛泽东强调党和政府要帮助农民群众恢复做人的尊严，把农民群众本该享有的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言论和结社自由等还之于民。而且，在动员农民群众时，党员干部不能把这些权利当作对农民群众的施舍，而应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农民，引导农民通过政治斗争打倒地主阶级去争取权利，注意在斗争中不要代包代办，而应采取“引而不发，跃如也”的政策，也就是说把农民群众争取政治解放的主动权交给他们自己。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领导激励艺术的奥妙在于把发动群众与组织群众结合起来，把激励与凝聚结合起来。发动群众重在激励鼓舞形成动力，组织群众重在约束凝聚形成合力。毛泽东强调用民主的方式进行组织群众和凝聚群众。毛泽东认为，党员干部在发动群众的活动中，必须继续号召全国同胞加紧团结，并经过民主的方式，将一切分散的意志与力量集中起来。除了争取最后胜利，不能有第二个意志。除了集中在抗日阵线，不能集中在第二个地方。除了用民主方式，也不能有第二个能够集中最大力量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组织群众，才能集中群众的力量。 三、独立自主与领导变革艺术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独立自主是我们党从中国实际出发、依靠党和人民力量进行革命、建设、改革的必然结论。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们都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 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在延安提出的三大法宝之一，它的精髓是独立自主，离开了独自自主就谈不上统一战线和党的领导。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以此指导统一战线工作。为了坚持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为了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必须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但在同时，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都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 统一战线的建立需要互相帮助和互相让步，但这种帮助和让步必须是积极的，即是有利于统一战线的，否则就是投降主义。 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独立自主地游击战和运动战。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并坚持地执行之，因而基本上保证了八路军作战上和工作上的胜利。” 共产党人既要有独立自主的骨气，又要有自力更生的本领。抗日战争时期，面对生活和军事上的困难，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的奋斗精神去解决吃饭问题、穿衣问题、打仗问题。因此就有了陕甘宁边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相反，国民党只知道伸手向同盟国要东西，满心依赖同盟国打日本，很少自力更生的意图与计划。以此而求胜敌，岂非缘木求鱼？共产党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救人者必先自救，他救者必先自救。领导者一定要兼具独立自主的骨气和自力更生的本领。只有骨气没有本领就会被饿死、被难死，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汉。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思想孕育了他勇于担当的领导变革艺术，既要及时适应变革，更要主动引领变革，还要善于推动变革朝着既定方向发展。毛泽东领导变革的艺术有两个亮点，一是创造新世界，二是造就新人，创造新人新世界是毛泽东毕生的追求。 革命理想高于天，毛泽东心中的新世界就是共产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共产主义不仅是一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它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纲领，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 有了理想就要敢于为了理想去奋斗。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投入工人运动，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与国民党的合作，参加了广东战争和北伐战争，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但由于党当时还处在幼年时期，不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在后期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特别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使这次革命在1927年遭到了失败。 此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调查研究中国的国情，总结中国革命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正确地结合起来，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样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制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和相关的方针政策；“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通过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创建了新型的人民军队，建立和发展了人民民主统一战线，通过延安整风，加强了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的自身建设。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人民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终于开创了一个新时代，创造了一个新世界。 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干部，关键在干部培养。要创造一个新世界，必须先造就一批新人。为了造就新人，毛泽东特别重视对干部队伍尤其是领导骨干这个“关键少数”的培养。善于通过举办各类学校培养各类人才是毛泽东领导变革艺术的点睛之笔。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作用，非常重视农民运动。鉴于农民自由散漫的阶级特征，组织农民运动的关键是如何把农民组织起来，增强农民的组织意识。这就需要一大批做农民工作的干部和骨干。毛泽东在广州、武昌等地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招收来自全国二十多个省区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讲授农民运动相关课程，并组织军事训练，旨在培养组织农民运动的骨干，养成农民运动人才，使之担负各处地方实际的农民运动工作，尤其是养成坚忍卓绝之农民运动战斗员。 后来，红军抵达陕北不久，日本侵略华北，抗日救国一时成为舆论的焦点和当时革命的主要任务。毛泽东高瞻远瞩，预见到抗日高潮的来临必然需要一大批干部去做军事领导工作，于是决定成立红军大学。1936年5月14日，在黄河西岸的大相寺亲自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会上决定成立红军大学，并定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当时，战事频繁，前线很需要军事干部，一些领导舍不得送干部学习。毛泽东便亲自做说服领导的工作：为了抗日，把眼光放远一点，送优秀干部到红军大学去学习。 1936年6月1日，陕北瓦窑堡旧庙堂召开了红大的开学典礼。在开学典礼上，毛泽东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党创办工农红军大学，是为了促进和迎接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我们的红大就是我们自己的‘红埔’，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 政治路线决定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毛泽东造就新人新民的思想和重视干部教育的领导艺术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并开启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 （作者系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新领导力与领导科学、政治学与政府治理。）